百度 CDR是否适宜散户投资？我认为不太适宜。

　　作者：邹欢艳（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黄晓凤（广东财经大学广东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正处于结构性调整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加剧态势，对全球价值链传导和多边贸易体系产生深远冲击，促使国际贸易规则进入新一轮重构周期。面对这一变局，在“十五五”时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路径。

　　当前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风险挑战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持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技术封锁和供应链本地化趋势日益凸显，对我国出口经济产生多重冲击。这一形势迫切要求我们深入研判风险传导机制，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以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

　　一是传统产业竞争力下降，转型升级亟需提速。我国传统产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压力，这种压力主要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对出口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从微观经济机制来看，由生产要素成本上涨、贸易壁垒增加等因素导致的非良性竞争环境，显著提高了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根据价格传导理论，这些成本上升会直接推高出口商品在目标市场的终端售价，其影响程度取决于产业的价格转嫁能力。对于价格弹性较高的商品，终端售价的上涨将显著削弱产品的国际价格竞争力。消费者可能转向其他国家的替代商品，或减少非必需品的购买量。尤其对于利润率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成本转嫁能力和议价空间更为有限，出口收缩效应尤为显著。出口企业普遍面临成本上升压力，产业转移效应显现，这一趋势正迫使国内产业加速转型升级。

　　二是全球供应链重构承压，创新驱动亟待突破。从长期来看，全球经贸格局的深刻变革正在重塑国际供应链布局，这一趋势将对我国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我国在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等高科技领域仍存在进口依赖，产业链安全面临挑战。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根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2024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量达到5492亿块，同比增长14.6%；进口总额高达3856亿美元，同比增长10.4%。这种结构性依赖使相关产业链面临较大的断链风险，特别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风险系数进一步升高。与此同时，跨国企业基于成本优化和风险分散的考量，正加速推进供应链多元化战略。例如将生产环节向享有区域性贸易协定优惠待遇的地区或者要素成本更具竞争力的新兴市场转移。为突破关键领域“卡脖子”风险，企业必须重新审视全球产业布局和供应链战略，亟需以创新驱动技术攻关。

　　三是国际规则话语权争夺，人才培养亟需突围。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正面临重构个别国家通过构建排他性贸易联盟，试图对中国进行制度性围堵，而且这种制度性围堵不仅体现在传统贸易领域，更延伸至技术创新体系的系统性压制。在这一背景下，科技人才流动的“政治化”趋势日益凸显，进而会对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影响。人才风险挑战呈现三个显著特征：科技人才国际流动遭遇系统性阻碍，我国科研人员参与国际合作的渠道收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难度加大，核心技术领域的人才支持面临“断链”风险；西方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正成为新的制度性壁垒，使我国在人才国际竞争中面临“规则受制”的被动局面。因此，构建自主可控的人才培养体系，打破西方在高端创新人才领域的制度性垄断，已成为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战略突破口。

　　外部风险倒逼新质生产力发展，需“因地制宜”破局

　　一是科技引领产业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引领产业升级需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域特色优势，构建差异化发展格局。比如，东部沿海地区可以发挥科技创新优势，重点突破高端智能制造领域，通过整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基础研究-成果转化-资本赋能”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抢占全球技术制高点。中西部地区可考虑立足资源禀赋，培育特色产业集群，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双轮并进，重点发展新能源装备、集成电路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东北地区加快传统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以智能工厂和工业互联网为抓手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同时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实现绿色转型，重塑老工业基地竞争优势。

　　二是创新驱动技术突破，完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将提升我国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助力，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一方面，打造多层次创新主体协同发展格局，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企业主导的创新格局，重点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领军企业。另一方面，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布局差异化创新载体，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发展格局。一要强化基础研究支撑。建立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在前沿领域部署重大科技项目。例如北京怀柔科学城的“科教共融”计划、上海李政道研究所的前沿学科规划，均在不同领域发挥“领跑”作用。二要打造区域创新高地。重点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培育成渝、武汉、西安等区域创新中心。通过“国家战略+区域特色”的梯度配置，充分发挥三大国际科创中心的引领作用，切实提高区域创新中心对中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是人才筑基创新发展，推进教育科技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新驱动发展，而教育是根基、科技是引擎、人才是主体，三者缺一不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构建与区域特色相适应的人才发展体系，通过差异化布局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整合。一方面，建议在东部发达地区实施创新功能分区战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应形成梯次分工、优势互补的创新格局。比如，北京依托丰富的科研院所资源，重点突破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海发挥产业配套优势，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深圳则强化市场化机制，推动产业创新和商业化应用。这种差异化定位既避免同质化竞争，又形成完整的创新链条。另一方面，创新中西部人才发展模式。通过“飞地经济”等制度创新，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具体而言，在中西部设立东部园区分园，实现管理模式可复制。共建联合实验室，促进科研资源共享。实施“候鸟型”人才计划，鼓励东部专家团队定期赴中西部开展技术指导。同时，配套实施税收优惠、项目扶持等激励政策，增强人才流动的内生动力。这种多层次、系统化的人才发展战略，既能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又能形成创新合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本文系基金项目202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机理”（24BJY102）的阶段性成果。】